【律师前言】
当律师和法官面对要把病患子女带上法庭，以反驳原告离婚要求的被告，确实很“挠头”，这个棘手的案件，经过律师努力，在白下区法院民一庭王小娣法官手里顺利判离结案！
代理词（二）
王法官：
代理人接受原告江**委托，通过两次开庭和举证，我再次发表对本案的代理意见：
1、本案应予判离
原告在第一次起诉离婚被判不离后，经过6个多月的苦撑苦熬，进行了“二次诉讼”。在第二次诉讼中，原告更换了律师，不仅充分准备并举出大量证据证明夫妻感情早已破裂，且庭审期间要求离婚的立场、态度，无丝毫回旋余地，这些都表明其离婚决意“可昭日月”，离婚是其婚姻的“唯一出路”！
2、离婚自由受《婚姻法》保护
《婚姻法》不仅提倡结婚自由，同时也提倡“离婚自由”，为任何一方要求离婚提供了“退出机制”！《婚姻法》第二条明确规定，“本法实行婚姻自由……的婚姻制度”。
没有人会希望看到一个婚姻分崩离析。但如果婚姻确实已到尽头，理性的解除比苦撑着，甚至是“死拖着”要人性化，要道德。
3、判断夫妻感情破裂的标准是什么
可以从法律和生活两个方面分析。
（1）首先，《婚姻法》第32条规定了四种法定情形，视为夫妻感情破裂。该条第三款的第四项规定，“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” ，调解无效，应准予离婚”。可见，《婚姻法》对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2年的态度是明确的，是“刚性条款”，在适用上没有弹性。
在证据上，为证明夫妻感情破裂，原告提供了书证一份，再结合原告对被告的录音，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“分居已满2年”。
（2）生活中，夫妻感情应该是双向的，当一方“有证据证明”自己不再向对方付出感情，且也“不再接受”对方付出的感情时，婚姻只是“挂靠”在制度上存在，这种挂靠是否允许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？
如果《婚姻法》为婚姻服务，就应该考量婚姻的本质——双方究竟有无感情！
4、本案，子女问题不是“叛离与否”的基点
首先，被告称，“孩子还小，身体欠佳”。但翻遍《婚姻法》可知，《婚姻法》从未规定孩子问题是夫妻（大人）“是否离婚”的“前置问题”。《婚姻法》只是讲，要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落实，明确抚养权和抚养费。对于抚养权和抚养费，原告明确提出愿意支付其工资三分之一的额度，即千余元/月。抚养费问题，在本案，根本不是问题。
第二点，本案中的江天怡（婚生女，三岁半），现在被告老家上学（幼儿园），且准备转到南京来上学（被告方述说），因而，与正常小孩相比，仅仅存在一定程度的“迟缓”问题，并无“脑瘫等生活不能自理”的严重情况，鉴于该子女一直在被告处抚养，原告将学习、生活、医疗等抚养费用“给足、备齐”的情况下，该子女在离婚案件（本案）的处理上，与正常子女的处理，“并无二致”。
审判实践中，涉及到特殊离婚案件时，我们的确发现，当一方或子女存在特殊人身问题，比如瘫痪（等生活不能自理症状）且无经济保障时，出于人道考虑，一般不轻易支持另一方的离婚诉请，但我们同时发现，当且仅当“严重病情+无经济保障”“双红灯”时，才会出现这种司法倾向。
本案，江天怡在老家上学，既不存在上述的严重病情，也不存在无经济保障的情形（已述），因而，与普通的离婚案件并无区别，子女问题不是本案的纠结所在。
5、本案子女的抚养权——判给女方
双方都争取孩子抚养权，或者双方都不要孩子，这在离婚案件中，是非常常见的。此时，法庭要积极下判，有所作为。
根据代理婚姻案件的经验，我认为，在双方都不要孩子的情况下，有两种情况，一是真的双方都不要孩子，二是一方想要，只是把“不要孩子”作为施压的筹码。
本案，涉案子女江天怡，一直由被告女方家庭抚养，且一直在被告女方娘家上学。被告之父约谈原告时，提出“孩子大了，要到南京上学”，这些都说明女方与孩子的感情发展良好，鉴于孩子历史上的抚养情况，我认为，孩子判归女方抚养，并由男方支付充足的抚养费的做法，是值得优先考虑的，这也是尊重既成的抚养习惯，本照着“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”的出发点和归指。
尊敬的王法官，一个普通的离婚案件中的一个普通孩子，在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，本不应该成为被告女方拖延诉讼的遁词， 我们期待着本案早点判结事了。
原告代理人：宋联民
宋联民律师 办案文件 （本案代理词 二）